本書共有八個短篇,包括《將軍碑》、《晨間新聞》、《長髮の假面》、《自莽林躍出》、《如果林秀雄》、《四喜憂國》、《最後的先知》及《饑餓》。
《四喜憂國》封面:

作者:張大春
出版:時報文化
內容:
《四喜憂國》於一九八七年發表後,被譽為張大春「黑色幽默」的代表作。故事中的主人公朱四喜,他是一位極為愛國,但身份渺小、知識不多、且生活艱難的退伍軍人,他的心願只是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藉以喚醒國民謹記要提防共產黨、反攻大陸。而他這個憂國憂民的心,正好與文中那個「越來越糟的世界」形成強烈對照。
感想:
集子內八篇小說有不同的題材和寫作手法,以下記錄《長髮の假面》、《自莽林躍出》、《四喜憂國》三篇。
《長髮の假面》寫一個曾經為人師表的中年男子在異國面對女性的誘惑,終至無法抗拒,但卻突然被對方一記耳光弄得尷尬異常。當主角日後回到當初執教的學校查找資料時,發現該神祕女郎竟是一名曾被自己剃過頭髮,導致其休學的女學生:
她想到的是逛逛已打烊的、冷清的商店街,我就去逛街。她想到的是去銀座的Disco Center跳舞,我們就去跳舞。我的眼睛仍不時地閃呀閃呀,最後我確定根本不可能有甚麼Candy Camera存在時,她說:「假面的張君好像一直怕有甚麼人在監視,猜得是不是呢?」
這時我們走在回王子飯店的路上,她的手早已在不知不覺間摟緊了我的腰,我也挪出一隻沒處可放的左手托住她小巧的乳房底側。
「沒有的。」我右手在口袋裏把玩著房間鑰匙,感覺她溫暖的右頰貼緊了我的胸脯(枕在放有妻的照片的皮夾上)。
「談一談你的事業吧,張君。」
「我以為我們已經談過了。」我停下腳步,她也一樣。我捧起她的臉,腦中一片暈眩。我想和酒精、舞步無關的,而是潛藏在我的體內非常之久的兩種勢力,正在此刻相互嚴厲地質詢、辯論、演講著。我的腦袋裏有成千上萬個道德條款和知識課題在激戰,一邊說:「你要教育她,教育這個淫蕩的少女。」一邊說:「你要了解她,了解這個陌生的靈魂。」它們廝打纏祟了十分短暫的幾秒鐘,我一任它們在我的腦海中洶湧,而選擇了腦海之外的整個碩大沸騰區域的指令,緊緊地擁抱住她的軀體。
「你喜歡我嗎?張君。」
我點頭,她沒看見。我的頭正伏在她頸後的髮根處,那裏散放著一股一波的幽香,以及路燈下泛著青色的光芒。
「喜歡我的甚麼呢?張君。」說時,她刻意搖了搖頭,讓一匹練也似的長髮從猞猁皮領中解脫出來。
我當然毫無抗拒地埋首於那髮絲之中說:「頭髮。」
她輕輕地笑了笑,柔順地將我推開,繼續斜倚在我的胸前——枕著裝有皮夾子的口袋:朝飯店門口走去,一邊說:「我剛從台灣來——」
「我知道,我們同一班飛機。」我說:「從那時候起,我就注意你了。」
「多謝關心。」她禮貌地兜回自己的話題:「台灣的女學生不必再剪短頭髮了,是這樣的嗎?張君。」
此刻我幾乎已經確認:這個穎川秀敏是個中老手——能勾、能逗、能吊胃口。作為一個沒有任何精神負擔的臨時伴侶來說,她挑起我好奇的程度已達飽和——換言之,我願意立地指天,向這個大得不可收拾的城市宣稱——我現在是一頭完整的野獸。這頭野獸平靜地打扮著他行獵之前的偽裝:「是的。時代在進步,觀念在改變,從前那一套行不通、也不對了。頭皮上的現在我們不管,只管頭皮底下的。」然後我又說起來此蒐集電化教學系統的目的,一來告訴她國內教育界的現代化努力,二來也好讓她明白:我不是個隨隨便便亂摸少女乳房的醉漢,我的工作真的可以證明這一點。
「真的嗎?張君。」她在飯店正門口遲疑了半晌,忽然說:「唉!你真的忘記我了,張君。」
我把鑰匙拎出口袋的一剎那愣住,隨即聽見鑰匙落在石板地上的清脆聲響。
伴隨那聲響同時鳴起的,是她的一串話語——國語,和一記拍打在我臉上的耳光。
「真的改變了嗎?進步了嗎?張主任!你不記得我了!我是『陳秀敏』,你曾經在我的頭頂上剃過一條飛機跑道的。」(《長髮の假面》)
小說的結局不符讀者所期,二人在情慾方面沒進一步的發展,卻像偵探小說般,突然揭開了神秘女郎的身份,使讀者感到非常意外。
《自莽林躍出》是一魔幻式作品,作者以亞馬遜森林作故事背景,寫一名作家到該處採訪遊歷的過程:
暴雨在五月一日午後兩點罩頂落下,先把我的尼龍傘砸得百孔千瘡。當我將傘扔進波濤洶湧的馬拉尼翁河,任其迅速覆沒的剎那,才猛然發現:捶打在頭髮上的雨水已經浸透了我整個身體,沁入肌肉和骨髓,並且從我的腳掌底部滲了出去。這是我進入南美熱帶雨林的第一天,亞馬桑河正肆無忌憚地對我展開神秘而狂暴的侵略。
我的嚮導卡瓦達這時微露巨齒,笑了。他兩天前就警告過我:傘沒有用。當時我們正在秘魯首都利馬晴朗的陽光下等候上山的吉普車。他認為我帶了太多的廢物——照相機、羅盤、左輪手槍、小瓦斯爐、茶葉、書籍、收音機和雨傘。卡瓦達只對望遠鏡和一瓶白花油有興趣;他用望遠鏡看安地斯山,把白花油倒進嘴裏細細品嘗,然後慢條斯理地安慰我:「上一次的美國人比你帶得還多。」那個美國人帶了六顆手榴彈,原本要對付鱷魚的,結果沒來得及用,人卻在睡夢中被一票螞蝗給榨乾了。厄瓜多、玻利維亞和秘魯的報紙都刊出了這個探險者的故事,人們把他當成一則悲慘的笑話。老實說,我難免擔心自己會像那個貪婪的美國尋寶人一樣,被各式各樣人類尚無以名之的毒蟲猛獸輕率地毀滅掉。而我也隱約相信:老天爺仍舊統有地球的這半邊,他該會保祐我的;畢竟我是第一個跨進亞馬桑河源流區域的善良中國人,對狂野的大自然心存敬畏。無論以待客之道或感物之情而言,這片原始森林都沒有理由像吞噬一把雨傘般吞噬我。
「我們不能找個地方避雨嗎?」我對卡瓦達和他那條擁有非洲土狼血統的癩子狗說。他們不約而同地衝我搖搖頭。這時我已經置身於大陸分水嶺東側的馬拉尼翁河谷地,和全世界之間隔著一座海拔一萬六千尺的安地斯山。或許是雨水灌進了腦子,使我的孤寂感更加汪洋一片,我開始零亂地回想著台北的一些事物。這種可以名之為懷鄉的情緒只有讓我覺得自己分外遙遠。因為有好些人物、事件和東西的影像或名稱在浮掠而過的瞬間只留下一些非常模糊的輪廓,有如被雨水浸泡沖刷之後褪色消失。我甚至怎麼也想不起來:預付了一大筆稿費,讓我撰寫亞馬桑遊記的報社的名字。
比起爾後多日以來的旅行見聞,這種足以砸得人喪失記憶的大雨其實是沒有資格列入遊記之中的。然而我隱然相信:這場雨是一個完整的象徵;它象徵著亞馬桑河流域無所不在,也無孔不入的侵略本質——是的,亞馬桑的侵略性已經強烈到摧毀人類記憶的地步。
卡瓦達似乎也忘記了他在利馬機場向我毛遂自薦、擔任莽林嚮導時謙卑有禮的好模樣。雨停之後,他啜飲著我的白花油,咂兩下嘴,一面環視著四周氣生植物的糾絞植叢,滿臉神秘和神氣地說:「也是來找斐波塔度的吧?」我實在不想搭理一個眼睛望著旁處和我說話的人,可是他的話又的確勾起了我的好奇:「斐波塔度?那是甚麼?」卡瓦達這才回臉瞧我,瞳仁裏閃著像癩子狗一樣猶疑又詭異的晶光:「哈!你們都會這麼說——『斐波塔度?那是甚麼?』哈!」他笑著,擂了我的肩膀一拳,徑直朝一處光線微弱的林床深處走去;那裏是一株早已將寄主樹纏榨枯萎的絞榕,枝叉上有兩尾巴西蝮蛇正在交媾,其中一尾的嘴裏還塞著隻短尾額猴的下半身,額猴脹得血紅的臉扭曲成人臉的模樣,發出和卡瓦達一樣的「哈!哈」的笑聲。
我曾經在台北的戲院裏為Indiana Jones的冒險電影陶醉良久。然而一旦真的身在密林,我卻不得不把寶藏童話和活生生血淋淋的險惡環境分清楚。斐波塔度有可能是一部價值連城的財貨、一件考古藝術的極品,也可能是某一原始民族失落已久、擁有無上尊榮的權力象徵。它確實激蕩起我的好奇和貪慾,(如果我一腳把它從半尺深的腐藤敗葉中踢了出來,該有多麼巧?)但是我寧可在最短的時間裏把這個名字忘掉,因為就在我舉腳踢向一堆落葉的時候,一隻比烏龜還大的蟑螂振翼而起,沙啪沙啪地繞著我的脖子飛了兩圈。我清楚地看見它從下腹部噴出一道凝結尾也似的白色蛋霧。數以百計的蟑螂蛋黏在我的頭、臉和肩膀上。卡瓦達只是淡然地說:「那些蛋會招螞蟻,不弄乾淨的話,你到明天早上就變成一堆骨頭了——而且頭骨在樹上,腿骨在地洞裏,還有肋骨……」他聳聳肩,做了個消失的手勢。「聽著,卡瓦達!」我抽出柴刀刮掉衣領上的蟲卵,氣虎虎地說:「這裏不是你的地盤,我也不想冒犯這個地方,你不必嚇我!」卡瓦達立刻點頭欠身,一副認錯的模樣,但是我從他那轉瞬即逝的歉容深處發現:他根本把我的話當放屁。
在此後將近三哩的行程中,我們沒有交談一句話。我專心地拍照並筆記任何可以成為寫作材料的事物,偶爾作一點寫生,以及為林中那些麥鳥皋鳥、鸚鵡、水鼠甚至蚊子所發出的聲響錄音。一切似乎平靜而順利,我已經可以在腦海中經營出一篇內容豐富的遊記的龐大架構。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即將抵達伊基吐斯,在那裏,自安地斯山麓奔流而下的馬拉尼翁河和烏卡利亞河正式匯流成亞馬桑河。至於接下去的兩千三百餘哩航程,我應該擔心的恐怕只有底片和錄音帶的補充問題了。(《自莽林躍出》)
小說充滿了誇張的文字,讀者雖然感到小說裏的人物和情景好像真實,但到底故事只是作者創作的虛構世界。
《四喜憂國》反映著大時代下小人物的悲劇。朱四喜是愛國和忠貞的,只是這種品格卻是不合時宜了,成了笑柄:
朱四喜按著規矩,一家一家地投寄著他的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有的時隔幾天,退稿就寄回來了;有的時隔一年半載,依舊石沉大海,杳無音訊,然而無論如何,他總記得楊人龍的指點:該寫的不寫,才讓那些不該寫的都寫了。他一共寫了三十幾次,每次都從頭至尾修改個幾回,謄抄個幾回。其間,聚會所的招牌換上了壓克力板,裏頭裝著日光燈,牢靠明亮,絕不可能再被風雨打落。古蘭花變得異常肥胖,很少有前來洗車的顧客和她聊上一、兩句閒話。來財進了中學,有一日對朱四喜說:「我懷疑那個楊甚麼大爺是個gay。」來壽則向來財請教了「約翰」的英文讀法和寫法,並且宣稱自己是「使徒約翰」,他將來長大了要像「彼得哥哥」一樣,行主耶穌的道,愛上帝、愛世人。在整個家庭裏,似乎只有來福不見甚麼改變,他每天洗不同的車子,偶爾訓斥三個弟弟,只在很少的時候會搞錯而訓斥起朱四喜來。
然而,朱四喜經得起傻瓜兒子的訓斥,卻總有經不起報社編輯安慰、鼓勵的時候。他的文告每經歷一次退回,或者吞沒,他就變得更加苦惱一些。他知道自己越寫越快,也越寫越好——但是,大雜院外頭的世界也越來越糟糕了,不是嗎?每天,他都能從牆板上新貼的報紙裏讀到一些他日益熟悉的罪惡,以及新的罪惡——罪惡總是和罪惡排在一起的,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這時,朱四喜開始夢見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拿白漆白粉髹刷著牆板。
全國軍民同胞們:這是一個非常的時代,我們都是非常的國民,大家要知道,共匪隨時都會來包圍打台灣,情勢非常非常險惡,可是,我們全體軍民同胞都很有錢,而且一天比一天有錢,買東西也很方便,買電視也買得起了,可是,要知道,光是有錢、榮耀主是不夠的,因為有了錢大家還會亂來,上酒家啦、跳舞啦、玩女人啦,為了錢,乾兒子能把乾老子都毒死,這太不像話了,所以我說,全國軍民同胞們大家都要知道,沒有錢沒關係,錢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沒錢連大洪水都不怕,還怕共匪嗎?還有呢,就是報紙,報紙應該多登登文告,登登有志氣的玩意兒,不能說沒錢就不能登文告了,多登文告,少登壞事、壞消息,大家就不會學壞了,全國軍民同胞們,解救同胞,光復大陸,讓子子孫孫都能過好日子,這就對了。
朱四喜花了粉刷牆板的錢,終於使這篇文告發表了——他在王昌遠的店裏影印了四千份,沿著他負責清掃的街道挨家挨戶地散發出去;這一次,古蘭花也幫了不小的忙——她每洗一輛車,就交給車主一份,並且祝福對方:「上帝與你同在。」夜深人靜的時刻,朱四喜的家中仍傳來陣陣的塑膠口琴聲,配合著伴奏,有孩子輕聲唱著:我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我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四喜憂國》)
《蔣公嘉言錄》之於台灣同胞,以及《毛語錄》之於十億中國人民,在大時代土崩瓦解之後,一切都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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